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随着列强的入侵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外来文化的涌入以及如何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

最初，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技术优势，一些较为开明的士大夫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他们主张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来增强国力，抵御外侮。然而，这些早期的改革派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将西方技术融入到儒家思想的框架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和社会科学理论。这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端，并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进行了重新评估。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严复，他翻译了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天演论》，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震撼。严复认为，只有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和教育革新，才能使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思想家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主张全面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观念，并在国内推动维新变法运动。虽然这场运动最终失败了，但它为后来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并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

进入20世纪后，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青年一代彻底地与过去决裂。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们批判封建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并将社会主义作为拯救国家命运的唯一出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反映了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对现代性的追求，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病态和人性的扭曲。

总的来说，从最初的实用主义到后来的全盘西化再到最后的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在对西方文化态度上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保守派的顽固坚持，也有进步人士的大胆探索；既有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也有对外来新鲜事物的渴望。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思考和实践，构成了近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